通常来说，评估结果好，便会续约，发放补贴。
1989年美国又通过了《伦理改革法》，把《政府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工作人员，并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换言之，一旦高度组织化的政府部门陷于病态，将导致其为善的功能弱化，公信力日渐丧失，甚至堕入所谓塔西佗陷阱。
行政伦理建设中有几种误区。一是公平、公正要求的善意，在合理性原则中居于次要的地位，甚至是合理性原则下位概念中的次要、从属性内容，换言之，善意这种主观要素并非合理性原则的核心关切和重要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第101号指导性案例罗元昌诉重庆市彭水县地方海事处政府信息公开案(20)明确使用了善意履职的表述，称涉事行政机关未尽到信息公开机关应尽的查询、翻阅和搜索的义务，与行政机关应当善意履行职责相违背，判决撤销《政府信息告知书》。善意履职原则是区别于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一项新兴原则，对其评价方式、标准、内容、路径、方法等，与前者有明显差异，并不是合法性、合理性原则中的主观方面和主体要件，目的亦不是评价行为的合法性。(69)这是对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良行为进行调查的重要例证，一些官员因应对疫情不力黯然去职。
而责任配置不清的后果恰恰相反，会导致行政义务的敷衍或逃避。⑥然而，法律实施中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主观状态，以及角色与功能的契合度等职业伦理问题，会对行政活动的效果和品质产生直接影响，但尚未受到行政组织法、程序法的足够重视。总之结合基本权利条款的内容和教义，有助于建构国家目标条款更为细致周延的规范基准。
此外，国家目标的概括诫命得到了具体诠释，并融入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标准之中。相比基本权利条款，这些条款以往很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议题。[123]但是这并不妨碍立法者可在一定前提下授权行政机关进行更为灵活具体的规定，因为气候治理本就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随着科学认识的深入而不断调整，这也有利于在客观环境的变迁中实现基本权利保护最大化。[60]换言之，诉愿人期待裁判的核心议题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了《基本法》所课以的宪法义务，如国家目标条款的要求或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该法仅在第4条第6款规定，德国联邦政府应于2025年通过行政法规确定2030年后的年减排量。（一）国家目标条款自身的规范核心发掘德国《基本法》上的国家目标条款是可司法适用的宪法规范，虽然其因抽象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且立法机关享有具化特权，但其仍蕴含着可供宪法法院审查下位法律合宪性的规范标准，具有针对包括立法者在内的一切公权力的切实的法律约束性。
在衡量是否具备上述性质时，需要结合国家目标条款所调整的事实领域的特性，尤其注重专业证据和国际共识。如果不重视这一表述，就易将计划置于该款入宪时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释，将其理解为限制人口增长的控制，忽略了其实质是调控的本意。同时也应看到，宪法不是超验万能的圣典，无法为一切国家或社会行动提供巨细靡遗的规则。只有按照自然科学的经验规律适宜乔木生长或者人工种植不会产生负面生态效益的地区，才负有相应的宪法义务。
他认为，个人自由权或可以此施展其规范效力，但对其他种类杂多的宪法规范不应武断地按照相同标准一昧追求高强度的实在化，否则可能会发生权力结构翻转，使司法权甚至行政权以宪法至上而否定法律优位从而凌驾于立法之上。国家目标条款是否也如同基本权利条款一样具有本质内容保障？即使是较为抽象且原则化的宪法条款，仍可有含义相对确切的核，从而确立相应规范的独特性。但是随着气候灾害的增多和剩余预算的紧张，减排控温的紧迫性、必要性会不断升高，气候保护在法益衡量中的权重也会不断增大，[114]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范围、程度也会不断加深甚至超出今日的想象。[94]此外，气候问题成因及气候治理都具备天然的国际性，没有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地球暖化无法停止，因此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国际合作并履行国际责任同样是宪法义务不可或缺的内容。
[97]另一方面，气候保护必须可持续、合比例。由此可见，诉愿人希望在国家—私人—环境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或者国家—私人的社会权给付框架下，考察相关立法。
按照这一判断标准，有些条款可直接由法律适用机关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无需立法者的中转权威。德国《魏玛宪法》就已极大地对社会国家学说进行了规范创制的尝试，[19]首次在现代宪法中产生了大量的国家目标条款，但它们的规范强度则经历了由近乎于无而逐渐递增的过程，其规范作用进路也在探索中不断明确。
长此以往，人们对宪法法院的信赖激情将会快速消退，因此其应对本案呈现出的特别教义予以谨慎的限制使用。又如，在环境保护这一总的国家目标下，国家虽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但也应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因此在认定、应对动, 植物公害时还必须考量其珍贵性，尽可能避免采取灭绝式的公害处理方式，防止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崩溃。但是相较于国家目标条款的学理累积，我国宪法学对于基本权利的理论研究和释义展开已经较为成熟。三、审查框架：从禁止不足向禁止过度的回归国家目标条款的教义学建构有着很强的实践指向，在合宪性审查的语境下首要工作就是要构筑清晰严谨的审查框架，为审查的展开提供妥善的步骤指引和思维层次，同时也为理论探究提供思考路径和对话平台。同时期的托马（Thoma）虽然也强调这些规范对公民不产生主观权利，但其仍然是针对由宪法所建立的公权力的法规范，同样对立法者施以按照特定方向制定相应法律的要求, [31]而非纯粹的无法律拘束力的纲领性宣示。例如通过发掘上述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诫命，一方面可以充实基本权利的保障内容。
[47]但尽管如此，其约束效果依然不可与基本权利条款同日而语。[95]此外，立法者在确定控温目标并编制排放预算时，还须注意国家目标条款课以的对后代的特别照顾义务。
不应以国家目标条款表述上的开放性和政策宣示性而否定其法规范性，应创新路径或工具以揭橥其作用机制。换言之，当从定性的角度确认了气候保护、实现碳中和也属于宪法环保义务的组成部分后，确定控温增幅就从定量的意义上为实现气候保护提供了总标准，属于对宪法上国家目标必要的基础性、关键性具化。
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设立河湖长等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密织生态责任网，实现明晰、高效、无漏洞的归责机制。
另一方面，宪法以控权为己任，面对国家扩张又不应以政治机关的立法优先级为借口而成为彻底的开放宪法。[64]作为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保护义务的功能不在于相对确定的防御—禁止而在于较为抽象的要求—作为。除传统自由权外，《魏玛宪法》的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编还包含了许多第二、三代权利，涉及社会保障、经济、教育及文化等众多领域，它们虽有权利之名但实则是指向未来、有待立法进一步建构的社会秩序设想。[61]BVerfGE 157, S.30, Rn.99, 145 ff, 171.[62]Vgl. BVerfGE 77, 170, 214.[63]Vgl. BVerfGE 125, 175, 223.[64]Vgl. BVerfGE 96, 56, 64;121, 317, 356;133, 59, 76 Rn.45;142, 313, 337 Rn.70.[65]Vgl. BVerfGE 77, 179, 214 f.;79, 174, 202.[66]Vgl. Rike Sinder, Anthropoz?nes Verfassungsrecht als Antwort auf den anthropogenen Klimawandel, JZ 2021, S.1078, 1079.[67]BVerfGE 157, S.30, Rn.152, 172.[68]BVerfGE 157, S.30, Rn.114.[69]BVerfGE 157, S.30, Rn.114.[70]BVerfGE 157, S.30, Rn.115.[71]Vgl. 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1997, S.419 ff.[72]Vgl. BVerfGE 157, S.30, Rn.112.[73]Vgl. BVerfGE 157, S.30, Rn.1.[74]Vgl. BVerfGE 157, S.30, Rn.198.[75]Vgl. BVerfGE 157, S.30, Rn.183 f.宪法法院认为可能被侵害的基本权利是由《基本法》概括保护的自由，即各类基本权利都有被侵害之虞。
[89]发掘其规范核心即是对实质约束内容的探索。[18]这点也可在国家目标条款规范性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印证。
[81]换言之，这并不是在审查某种针对具体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过度，而是通过引入一种比较的视野来考量未来限制和现在限制相比是否公平、均衡，[82]国家对气候保护体制的建构是否符合宪法上国家目标条款的客观要求，是否充分履行了合乎比例的对后代的照顾义务。[111]Vgl. BVerfGE 157, S.30, Rn.244 f.[112]根据德国环境咨询委员会（SRU）的测算，若控温增幅以1.75°C为目标，则2020年后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预算为6.7千兆吨，若按照现行法律耗用，则2030年后的可用预算将不足1千兆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体化后的宪法义务既有要求性的也有禁止性的，例如确定控温目标必须议会保留，预算分配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等。按此要素的强弱划分，有些条款与普通法律无异，都可直接约束司法和行政。
[4]另外一个鲜明的案例，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中，连续两年涉及考察相关下位法是否符合《宪法》第19条第5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24]个人自由权的意义在于，在有法律担保时可禁止行政机关所具有的禁止权，[25]所有的自由在本质上只是免于违法强制的自由，[26]这意味着宪法所宣示的内容必须依赖立法实现，立法建构和依法行政在公民自由的现实化中居于核心地位。[35]这种划分意味着，很多后来被视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条款，同样具备一定的法规范效力，有关各方都应忠实予以照顾和适用，但具体限度须保持在其相应的可实在化、现实化的约束进路之内。此外，这种将纯粹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目标条款与具备主客观双重性的基本权利结合起来，并以主观性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审查框架为论述架构的做法，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支配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66]只有当保护预防举措完全缺位，或者相关的规定、措施对实现保护目标明显无效或完全不足，又或者极大地滞后于保护目标时，才能认定其违反了保护义务。实践与理论携手并进，才能真正发挥国家目标条款约束、引导公权力并进而辐射全体社会的规范功能。
安许茨（Anschütz）就认为，这其中确有一部分属于包含着现时且具有废弃效果的权利的规定，但更多的是并非如此的指导方针与纯粹纲领，按照它们自身的条文表述，有些明确需要通过落实性法律予以具化实现，有些虽无明示，但如果没有法律对其内容和效果界限予以进一步规定，则事实上无法被落实。[77]如是，关于2030年前排放量的规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则是在分配整体排放预算，更是在分配不同世代的自由，其必然在当下就对2030年后人们的基本权利产生限制性预先影响。
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23页。第三，注重全面准确、体系融贯地解读宪法文本。
